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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之洞撫晉

冀滿紅、周山仁

  1882年1月3日至1884年5月22日(清光緒七年一月十四日——十年四月二十八日)張之洞任山西巡撫。山西地處內陸,經濟文化相對落后,光緒初年的“丁戊奇荒”使山西的境況己雪上加霜。張之洞上任伊始給清政府的《整飭治理折》稱“歷年以來晉省公私困窮,幾乎無以自立。物力空匱,人才艱難,上司政出多門,屬吏愍不畏法,民習頹惰以蹙其生,士氣衰微而廢其學,軍律日即蕩弛,吏胥敢于為奸”,到了非表里兼治不可的地步。
  此前張之洞并沒有任過什么要職。但他“遇事敢為大言”,成為當時“清流派”的重要成員。19世紀70年代,中國邊疆危機爆發。在有關邊防、海防以及對俄和戰的爭論中,張之洞多次上書,要求加強邊防并對俄采取強硬態度。1879年11月(光緒五年十月)清政府議和代表崇厚擅自與俄簽訂喪權辱國的《里瓦基亞和約》,激起朝野共憤。張之洞上書提出“治使臣罪”、廢約,尤其提出與俄人爭商務等幾項要求,顯示出他在政治上的精明干練。與此同時,他的許多思想,如重商、軍事和疆防等也逐步形成,這些都成為他以后撫晉的指導思想。
  1882年1月,張之洞抵達太原,開始視事。在一個給清廷的奏折中,張之洞表達了他的施政思想。他認為定國安邦的關鍵是國之元氣、民之元氣和官之元氣的充沛。他還談及晉事要務20事,諸如養民、課吏、理財、興利、善俗、圖強等。而養民中諸事如責墾荒、清善后、省差役、除累糧、儲倉谷、禁罌粟等又為諸事之最要緊者。張之洞在山西的幾年經營,也確實依此展開。
  在中國傳統社會中,農業是經濟的命脈,土地又是農業的根本。山西農業自古以來就受到土地問題的困擾,北部地廣人稀土地貧瘠;南部土地肥沃卻地狹人稠。自明代以來,山西人均耕地面積不斷減少。據統計,明代洪武年間,山西人均地畝為10.28畝,到1812年(清嘉慶十七年)山西人均耕地僅3.95畝。1876年到1878年間的“丁戊奇荒”使全省近80%的州縣受災,全省約1/3左右的人口死亡。幸免于難者也多流離失所,大量土地被閑置。災后,為督墾荒地,前任巡撫衛榮光曾派人查勘閑置情況,計共有新荒土地 22076頃。其實仍有大量的荒地被隱瞞,數字并不準確。按照前任巡撫的規定,從1880
  年(光緒六年)開始,有主荒地要求在3年內、無主荒地要求在4年內必須耕種。而在此3年或4年間,政府免征課稅,蠲免期一過則開始科征。但大災之后的農民缺乏勞動生產的能力,加上政府賑恤不足,農民買不起種子、耕牛,致使許多農民寧可棄地不種也不愿意為賦稅所累。張之洞撫晉的第二年(光緒八年),恰是開始對有主荒地科征的那一年。經過張之洞查勘,發現仍有一萬余頃荒地被閑置,若加緊催征只能使農民更多地離開土地。 1882年7月(光緒八年六月)張之洞上書要求再次蠲免未墾荒地的科征,對耕種“實在無力者,稟明酌給中種之資”,以督促其耕種。
  清初的“攤丁入畝”廢除了人頭稅,使封建國家對農民的人身束縛大大地減輕。做為科征依據的魚鱗冊能使農民小塊土地以契約的形式固定下來,避免被大戶侵蝕。但山西一向缺少詳細登記田主及土地數量的魚鱗冊,致使征收“過割不清,展轉移易,或耕無糧之地,或納無地之糧”,“災荒過后,迷亂益多”。
  土地所有權的模糊不清,勢必影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,所以清丈土地,并以契約的形式將土地固定下來,成了“豁除累糧”的有效辦法。1882年6月,張之洞上奏要求暫免一年的田屋契稅,以徹底澄清土地所有權。
  山西吏治敗壞已久。各種官場陋規陋習繁多。張之洞認為“治晉之道,議者皆以培養元氣”,而官民之元氣則在“官項無虧累”,“上司無誅求”上。張之洞將省差役、清善后做為課吏、理財的重要措施。這里“差役”的實質,按張之洞的說法是指“非役民力也,乃斂民財也”的做法。當時各地按大小攤派差役錢,大縣攤派錢5——6萬緡,小縣也要達到幾千乃至上萬不等。差役錢攤派的對象是車馬牲畜,重稅之下,外省腳夫不敢入晉,本地車馬不敢出縣境,致使境內貨物流通受阻。為此,張之洞派人到各地州縣制定差役章程,裁撤各種陋規,改各州縣差役局為清徭局。命令屬下在每月底用清徭局的名義,將本月支用過的車馬數目公開,以接受監督。
  按照晚清官場陋習,上司用度不足往往靠下屬公費饋贈。前署理巡撫葆亨任職期間冀寧道道員王定安為巴結上司巧立名目,將私人饋贈更名為公費,使這種風氣更加嚴重,張之洞對此深惡痛絕,上任之初就裁汰了屬下解送撫署的公費銀19550余兩,藩庫津貼銀 6000余兩,并酌情減免各州縣公費饋贈。經過這次改革,全省可節約白銀78916兩。
  山西善后庫款自從1850年后一直未經徹底清查。各種軍費以及善后報銷“虧羅掩覆,細碎繳繞,為奸蠢窟穴所在”。署理巡撫葆亨和道員王定安乘機漁利,侵吞“丁戊奇荒”后善后款項。1882年9月,張之洞設清源局,清理山西庫款,并設定章程,限期完成。 1883年7月庫款清查工作完結。根據帳目,張之洞彈劾了葆亨和王定安。為明確職守,他又命清源局續修《晉政輯要》。至此,晉省積30余年800余件糾紛案終得清理。
  山西鴉片“流毒尤烈”,久為晉省公害。張之洞任山西巡撫不久,在給其友的一封信中,將山西喻為“鬼國”,由此可見當時山西吸毒之甚。當時山西鴉片煙的著名產地為交城,代州(今代縣)等20余州縣。其他各州縣或多或少也有種植,達到“幾乎無縣無之”的程度。吸毒之風,遍及全省。吸食者從官吏、士民、兵弁到婦人女子;吸食比重,大概鄉下居其十之六,城鎮居其十之八。鴉片流毒使“人人 贏,家家晏起;怠惰頹靡,毫無朝氣;在官者不修其職,食力者不勤其業”。更為嚴重的是山西因土地貧瘠產糧不足自給,自大面積種植罌粟后,全省糧食貯積更少。“丁戊奇荒”的嚴重災難即與此有關。垣曲產煙最多而大災之后餓死人最多。交城產煙中心糧價最貴。種植鴉片需大量水肥而且極費地力,山西氣候干燥,水利設施本來就不夠,大面積種植鴉片的結果只能是毒品同農作物爭水爭肥,對此情況,張之洞在一封奏折中驚呼“數十年晉省危矣!”
  鑒于鴉片的種種危害,張之洞將禁煙作為除弊重要措施。1883年4月,他命令下屬在全省范圍內禁煙。并仿照時任直隸(今河北)總督的李鴻章,在全省各地設立戒煙局,聘請醫生作戒毒藥。先從著名產煙區交城、代州人手,然后將禁煙運動推向全省。
  張之洞年少時即“究心于經世之務,以天下為己任。”“經世致用”是他由清流轉向洋務的文化心理基礎。早在1880年,他在一系列上書中即談到商務、實業。然而,張之洞真正地由一個清流派人物轉向“洋務派”大員,則正是在山西任上。
  曾國荃撫晉時,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專門為山西設計過“洋務”方案。其中包括開礦、興實業、辦學校等措施。但曾國荃并沒有接受。張之洞對此卻很感興趣,決定借助李提摩太的指導,嘗試舉辦洋務。1884年5月,張之洞發出《延請洋務人才啟》,啟中談到“中外交涉事宜,以商務為本,以兵戰為用。”“方今萬國盟聘,事變日多,洋務最為當務之急”。但山西地方偏僻,因此愿招各地洋務人才來山西,集思廣益,發展洋務。在招徠洋務人才的同時,張之洞也開始具體籌辦洋務事業。同月洋務局設立,并委派提調、正佐、委員等洋務官員,先就利用本省洋務人才和各種洋務書籍試辦洋務,詳細訂立章程。為將來辦洋務建立廠房方便,張之洞要求設立洋務局機構的地方要地勢寬闊,以備將來之用。并隨時向天津、上海購買新出版的洋務書籍。為發展實業,洋務局計劃從上海購買若干種外國新式織機、農器,運到山西作為洋務局廠的發端。辦理洋務的一切費用從河道庫提存調用。 1884年春,張之洞又擬在山西開礦煉鐵,以供洋務局用,但因中法戰事被調兩廣,鐵廠最終不能修建。但張之洞的這種理想最終在湖廣任上得以實現。
  張之洞撫晉二年有余,回顧他在山西所辦洋務,除設“洋務局”外,并沒有建立一所初具規模的近代化工廠,這似乎和張之洞來晉時的初衷不相符。
  當時山西不乏資本。清代晉商票號極盛一時。山西商人資本之雄厚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動,而且金融影響遠達莫斯科等歐洲城市。
  山西商人富有資本而新任巡撫又傾心洋務,他們的合作一定能夠給山西帶來近代化的發展。但事與愿違,山西商人對實業似乎無動于衷。1882年2月間,張之洞在給其友人張佩綸的一封信中談到“晉省局勢大有聯為一氣,口眾我寡之勢”。“晉省事可辦者頗多,唯同志無人”。同年4月,他在另一封信中抱怨說他“偏在一隅,大事都不能聞知”的處境。認為“如蒙朝命洋務亦許與聞”,那么他就不至于“徒為不切題之文章”了。山西頑固勢力和地方排外勢力太強,使張之洞有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慨。另外山西商人眼光太短淺,他們將大量資本用于金融匯兌,絲毫不關心民生工業的發展,致使山西洋務運動成果大打折扣。
  洋務事業雖不盡如人意,但張之洞的“以商務為本”的重商主義思想卻給山西商業帶來諸多好處。
  1882年(光緒八年)澤州府(今晉城)鐵貨銷路不暢。原因是大災剛過,從事販鐵的商人日益稀少。張之洞認為“通商惠工乃善后諸政中切要之務,但有可興之利,自應多設方略,廣為招徠,況鐵貨為晉省物產大宗,豈可坐聽凋零,失此地利”。他勸令鐵工添設鍋座,并借發銀兩給商人,免去利息,鼓勵他們從事販鐵業。
  山西平定、盂縣鐵貨多銷往奉天(今遼寧)等省。按清制,鐵貨不能下海船運。陸路入關費用太高,使山西鐵貨缺乏競爭力。1884年1月,張之洞會同北洋大臣李鴻章,奏請改變成例,山西鐵貨改由天津人海,得以降低成本。山西潞安府(今長治)產鹽多銷往陜西。時陜西用兵,對潞鹽濫加課征,所謂“總卡完厘,分適各岸,他卡再收”,山西商人困于重復抽厘,躊躇不前。1884年5月,張之洞奏請制定“潞安鹽起用預繳陜厘辦法”,規定潞鹽在山西一次性交納厘金,去陜途中不再抽厘,給商人販運方便。
  中國社會向近代化轉軌的一個重要標志,就是加強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和開發。山西雖地處內陸,但隔長城和蒙古大漠相望。當時口外七廳(即歸化、薩拉齊、和林格爾、托克托、清水河、豐鎮、寧遠等長城以北地區)屬山西管轄。七廳設理事同知管理日常事務,由滿族人擔任。鑒于蒙古族人民游牧不定的特點,口外七廳不設編戶,由于口外寒苦,驛站等公共設施也不完善。理事同知權力有限,不能對口外實行有效管理。
  1882年8月,張之洞奏請,理事同知官缺應不局限于滿人,而應該不分滿漢,量才任用。為加強地方政府對口外七廳的管轄,1883年10月,張之洞又奏請改制事宜。將理事同知改為撫民同知,并制定章程,實行“建筑城垣、編定戶口、清理田賦、建設學校、變通驛站、添加公費、募練捕兵、議定巡牧”等十二事。
  洋務派標榜“自強新政”,其中很大一部分內容就是練兵。張之洞在“晉省要務”中談及的圖強即指此。早在任巡撫不久前的1882年5月,他就看出“晉軍種種惡習殊難盡述”,“整頓營規莫急于此。”1882年10月,他首先編練撫標馬步親軍營。1883年2月又開始籌辦練軍。他在奏折中指出,中俄商路日開而西北邊陲未固,海防和邊防都宜整頓。“臣欲辦山西練軍,以備他日推廣,不獨為巡緝計,不獨為一省計”。1884年5月,他又上奏請求改革山西兵制,并奏陳事宜十二條。他提出以前綠營以弓箭取勝,而現在“臨敵致勝,守望火器”,因此,火器應推廣到各軍中。編練新軍固然是為了對付國內人民反抗,但仍有震懾外敵的作用。
  張之洞作為傳統儒家思想的繼承者還十分注重地方教養和“風化”。他將“善俗”作為晉省要務之一。早期,張之洞任職湖北、四川學政時,先后曾主辦過經心、尊經等書院。他當然不能容忍山西“士氣衰微而廢其學”的狀況。他曾經參加了光緒八年的山西鄉試,針對貢院敗破的情況,撥款大加修繕。在諸多的“善俗”事業中,最有意義的是辦“義學”。 1884年1月張之洞曾籌劃推廣義學的辦法,計劃將義學普及到大村建兩所,中村建一所,窮村兩村合辦一所,零散不成村的合辦一所的程度,以謀求地方文教事業的普及。
  為培養封建人才,1882年張之洞在山西設令德堂,“選通省高材生肆業其中,專治經史古學”。令德堂不囿于一家之學,而是漢宋學并重。書院聘請的教師中,主講《尚書》的楊深秀精通今文經學,楊秋湄則精通算學、史學、地理學。這些人都是主張變通的。令德堂為山西培養了一大批“通省人才”,其中不乏俊秀之士。如楊之培從其父楊秋湄學地理,從楊深秀、吳錫釗學算學,而“通中西法”成為令德堂楷模。尤其是書院襄校楊深秀后來積極投身于變法事業,直至獻出生命。
  張之洞在撫晉期間,為適應當時形勢,還設立了一些新機構,辦理了一些社倉公共事務,山西雖處內陸,英美傳教士仍無孔不入地鉆了進來,山西地方的民教沖突愈演愈烈。 1882年5月,張之洞設教案局,對逞刁生事的傳教士、教徒或撤換或驅逐出境。對安分守已的教堂則給予嘉獎。
  近代山西災害頻仍。災荒之年,人民苦不堪言。為生存所迫,許多失去勞動資料的農民只能鋌而走險,使階級矛盾日益尖銳。為籠絡百姓,恢復生產,清末“賑濟”成為一大政務。為防災荒,張之洞下令在全省勸辦社倉積谷。他認為“救荒不如備荒,官谷不如民谷。”并將推廣社倉作為晉省第一要務。
  此外,在治河、修路、郵政等方面,張之洞也都有所舉措。
  張之洞任山西巡撫共兩年零5個月,其間,他對山西的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文化諸方面的弊政,多有革除。由于撫晉時間太短,山西地方勢力又太頑固,張之洞對山西苦心經營的結果也只是使山西初得“相安”而未能成為諸省中革新的先鋒。
  1884年5月(光緒十年四月),張之洞結束了撫晉生涯,調任兩廣總督。

  摘自《山西歷代記事本末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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