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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宗元

  柳宗元,字子厚,唐代河東(今山西省永濟市)人,代宗大歷八年(773年)出生于京城長安,憲宗元和十四年(819年)客死于柳州。一代著名文學家、思想家,享年不到50歲。因為他是河東人,終于柳州刺史任上,所以人稱柳河東或柳柳州。

  柳家與薛、裴兩家被并稱為“河東三著姓”。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,皆為朝廷大吏,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。入唐后,柳家與李氏皇族關系密切,只高宗一朝,柳家同時居官尚書省的就達22人之多。但到了永徽年間,柳家屢受武則天的打擊迫害。到柳宗元出生時,其家族已衰落,從皇親國戚的特權地位跌入一般官僚地主階層之中。柳宗元曾祖、祖父也只做到縣令一類小官。其父柳鎮,官秩一直很低。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說,柳氏到他這一代,已經“五、六從以來,無為朝士者”。安史之亂,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沖擊。戰亂中,柳鎮送母親入王屋山避難,自己攜著一家匯入逃亡人流,逃到吳地。在南方,一度生計艱難,有時竟薪米無著。柳宗元的母親為了供養子女,常常自己挨餓。柳宗元正出生于“安史之亂”后,他的幼年便是在窮困艱難中度過的。柳宗元九歲時,又一次大規模的割據戰爭——建中之亂爆發,使柳宗元一家再一次飽嘗戰亂之苦。柳宗元成長于動亂年代,他從少年時代起就對人民遭受的苦難有一定的了解,對社會現實有一定的認識,這對他以后的文學成就和思想建樹不無影響。

  貞元九年(793年)春,20歲的柳宗元考中進土,同時中進土的還有他的好友劉禹錫。貞元十二年(796年)柳宗元任秘書省校書郎,算是步入官場,這一年,與楊憑之女在長安結婚,兩年后,中博學宏詞科,調為集賢殿書院正字,得以博覽群書,開闊眼界,同時也開始接觸朝臣官僚,了解官場情況,并關心、參與政治。到集賢殿書院的第一年,他便寫了《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碑》,頌揚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堅持己見的諫議大夫陽城,第二年寫了《辯侵伐論》,表明堅持統一、反對分裂的強烈愿望。

  貞元十七年(801年),柳宗元調為藍田尉,兩年后又調回長安任監察御史里行,時年31歲,與韓愈同官,官階雖低,但職權并不下于御史,從此與官場上層人物交游更廣泛,對政治的黑暗腐敗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逐漸萌發了要求改革的愿望,成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。

  王叔文、王(亻丕)的永貞革新,雖只有半年時間便宣告失敗,但卻是一次震動全國的進步運動,所實行的措施,打擊了當時專橫跋扈的宦官和藩鎮割據勢力,利國利民,順應了歷史的發展。柳宗元與好友劉禹錫是這場革新的核心人物,被稱為“二王劉柳”。年輕的柳宗元在政治舞臺上同宦官、豪族、舊官僚進行了尖銳的斗爭。他的革新精神與斗爭精神是非常可貴的。

  由于順宗下臺、憲宗上臺,革新失敗,“二王劉柳”和其他革新派人土都隨即被貶。憲宗八月即位,柳宗元九月便被貶為邵州(今湖南邵陽市)刺史,行未半路,又被加貶為永州(今湖南零陵)司馬。這次同時被貶為司馬的,還有七人,所以史稱這一事件為“二王八司馬事件”。

  永州地處湖南和廣東交界的地方,當時甚為荒僻,是個人煙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。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,有他67歲的老母、堂弟柳宗直、表弟盧遵。他們到永州后,連住的地方都沒有,后來在一位僧人的幫助下,在龍興寺寄宿。由于生活艱苦,到永州未及半載,他的老母盧氏便離開了人世。

  柳宗元被貶后,政敵們仍不肯放過他。造謠誹謗,人身攻擊,把他丑化成“怪民”,而且好幾年后,也還罵聲不絕。由此可見保守派恨他的程度。在永州,殘酷的政治迫害,艱苦的生活環境,使柳宗元悲憤、憂郁、痛苦,加之幾次無情的火災,嚴重損害了他的健康,竟至到了“行則膝顫、坐則髀痹”的程度。貶謫生涯所經受的種種迫害和磨難,并未能動搖柳宗元的政治理想。他在信中明確表示:“雖萬受擯棄,不更乎其內。”

  永州之貶,一貶就是10年,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轉折。在京城時,他直接從事革新活動,到永州后,他的斗爭則轉到了思想文化領域。永州十年,是他繼續堅持斗爭的十年,廣泛研究古往今來關于哲學、政治、歷史、文學等方面的一些重大問題,撰文著書,《封建論》、《非〈國語〉》、《天對》、《六逆論》等著名作品,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。

  元和十年(815年)正月,柳宗元與劉禹錫等被召回京。但并未被重用,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視,他們二月到長安,三月便宣布改貶。柳宗元改貶為柳州(今廣西柳州市)刺史,劉禹錫為播州刺史。雖然由司馬升為刺史,但所貶之地比原來更僻遠更艱苦。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還要艱苦,劉禹錫還有80多歲的老母隨身奉養,便幾次上書給朝廷,要求與劉禹錫互換。后來因有人幫忙,劉禹錫改貶連州,柳宗元才動身向柳州。

  柳州距京城長安,比永州距京城更遠,更為落后荒涼,居民多為少數民族,生活極端貧困,風俗習慣更與中原大不相同。柳宗元初來這里,語言不通,一切都不適,但他還是決心利用刺史的有限權力,在這個局部地區繼續實行改革,為當地民眾做些好事。

  柳宗元在柳州,決心廢除“以男女質錢,約不時贖,子本相侔,則沒為奴婢”的殘酷風習,制訂了一套釋放奴婢的辦法,規定那些已經淪為效婢的人,都可以按時間算工錢,抵完債即恢復人身自由,回家和親人團聚。此舉受到廣大貧苦人民的歡迎,后來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縣。針對當地百姓迷信落后習俗,柳宗元嚴令禁止江湖巫醫騙錢害人;舉辦和發展文化教育事業,興辦學堂,推廣醫學,并使從不敢動土打井的柳州,接連打了好幾眼井,解決飲水問題。柳州荒地很多,柳宗元組織閑散勞力去開墾,僅大云寺一處開墾的荒地、就種竹三萬竿,種菜百畦。他又重視植樹造林,并多歡親自參加了植樹活動。

  柳州四年,柳宗元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,進行了一番興利除弊的改革,遺惠一方,實際是王叔文改革在局部地區的施行。

  長期的貶謫生涯,生活上的困頓和精神上的折磨,使柳宗元健康狀況越來越壞,確是未老先衰。他的好友吳武陵多次奔走于執政大臣裴度門下,設法營救他離柳州還京。裴度與柳宗元同系河東人,元和十四年憲宗因受尊號實行大赦,經裴度說情,憲宗才同意召回柳宗元。然而為時已晚,詔書未到柳州,柳宗元便懷著一腔悲憤離開了人間,當時年僅47歲。臨死前,柳宗元寫信給好友劉禹錫,并將自己的遺稿留交給他。后來劉禹錫編成《柳宗元集》。

  雖然活了不到50歲,但柳宗元卻在文學上創造了光輝的業績,在詩歌、辭賦、散文、游記、寓言、小說、雜文以及文學理論諸方面,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。

  柳宗元的詩,共集中140余首,在大家輩出、百花爭艷的唐代詩壇上,是存詩較少的一個,但卻多有傳世之作。他在自己獨特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感受的基礎上,借鑒前人的藝術經驗,發揮自己的創作才華,創造出一種獨特的藝術風格,成為代表當時一個流派的杰出詩才。蘇軾評價說:“所貴乎枯談者,謂其外枯而中膏,似淡而實美,淵明、子厚之流是也。”把柳宗元和陶淵明并列。現存柳宗元詩,絕大部分是貶官永州以后作品,題材廣泛,體裁多樣。他的敘事詩文筆質樸,描寫生動,寓言詩形象鮮明,寓意深刻,抒情詩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筆,委婉深曲地抒寫自己的心情。不論何種體裁,都寫得精工密致,韻味深長,在簡淡的格調中表現極其沉厚的感情,呈現一種獨特的面貌。因他是一位關心現實、同情人民的詩人,所以無論寫什么題材,都能寫出具有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的詩篇。

  宋人嚴羽說:“唐人惟子厚深得騷學。”此論相當中肯。柳宗元的辭賦繼承和發揚了屈原辭賦的傳統。他的辭賦,不僅利用了傳統的形式,而且繼承了屈原的精神。這或者是因為兩人雖隔千載,但無論是思想、遭遇,還是志向、品格,都有相通之處。《舊唐書》本傳云柳宗元“既罹竄逐,涉履蠻瘴,崎嶇堙(戶乙)。蘊騷人之郁悼,寫情敘事,動必以文,為騷文數十篇,覽之者為之凄惻。”與屈原之作辭賦,何其相似。柳宗元的“九賦”和“十騷”,確為唐代賦體文學作品中的佳作,無論側重于陳情,還是側重于詠物,都感情真摯,內容充實。

  柳宗元的散文,與韓愈齊名,韓柳二人與宋代的歐陽修、蘇軾等并稱為“唐家八大家”,堪稱我國歷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。唐中葉,柳宗元和韓愈在文壇上發起和領導了一場古文運動。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論和文學主張。在文章內容上,針對駢文不重內容、空洞無物的弊病,提出“文道合一”、“以文明道”。要求文章反映現實,“不平則鳴”,富于革除時弊的批判精神。文章形式上,提出要革新文體,突破駢文束縛,句式長短不拘,并要求革新語言“務去陳言”、“辭必己出”。此外,還指出先“立行”再“立言”。這是一種進步的文學主張。韓柳二人在創作實踐中身體力行,創作了許多內容豐富、技巧純熟、語言精練生動的優秀散文。韓柳的古文運動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

  在游記、寓言等方面,柳宗元同樣為后世留下了極其優秀的作品。“永州八記”已成為我國古代山水游記名作。這些優美的山水游記,生動表達了人對自然美的感受,豐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領域,從而確立了山水記作為獨立的文學體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。因其藝術上的成就,被人們千古傳誦、推崇備至。除寓言詩外,柳宗元還寫了不少寓言故事,《黔之驢》、《永某氏之鼠》等,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。“黔驢技窮”,已成成語,幾乎盡人皆知。有的寓言篇幅雖短,但也同他的山水記一樣,被千古傳誦。

  文學成就而外,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。一個積極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,必然是一個思想家。柳宗元的哲學論著有《非國語》、《貞符》、《時令論》、《斷刑論》、《天說》、《天對》等。在這些論著中,柳宗元對漢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“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”的符命說持否定態度,把董仲舒這樣的大人物斥為“淫巫瞽史”,指責他“誑亂后代”。他反對天符、天命、天道諸說,批判神學,強調人事,用“人”來代替“砷”,這在一千多年前神學迷信思想占統治地位的封建社會中,是十分難能可貴的。柳宗元還把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,用樸素唯物主義觀點解說“天人之際”即天和人的關系,對唯心主義天命論進行批判。他的哲學思想,是同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、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水平相適應的。他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,是中唐時代杰出的思想家。

  柳宗元所寫的一些關于社會政治的論著,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體反映,是他參與政治斗爭的一種手段。《封建論》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論文。針對分封制和郡縣制兩種制度之爭,柳宗元認為整個社會歷史是一個自然發展的過程,有其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的必然趨勢。分封制暴露出種種嚴重弊端,而新的郡縣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,有優越性和進步性,因而極力支持郡縣制。對秦始皇的評價,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進步性。《六逆論》、《晉問》等政論文,主張任人唯賢,反對世襲特權,甚至認為天子在用人問題上有了錯誤,也應改正。他重視農戰的思想也比較突出,重視勸農耕,修水利,以利民、安民。柳宗元推崇儒學,但不主宗一家。他的不少言論,往往從折衷調和的立場,來對儒、法、釋、道等各家學說作調和的解說,這是他思想異于其他思想家之處。

  作為我國歷史上杰出的思想家、文學家,柳宗元將永遠受到世人的尊敬。

  摘自《三晉歷史人物》,書目文獻出版社,本文作者:馬斗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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